针对职业女性的这种两难选择，大连市妇联相关人士昨天表示，女性隐性权益保护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孩子工作该要哪个”
这是大连金融业一位高级管理人士提出的问题，她的提问对象是大连黄鹤心理咨询所心理咨询师黄鹤。高玫（化名），30岁，是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黄鹤说，高玫大学毕业后很快就跻身高级管理层。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担心怀孕生子会耽误时间，影响事业的发展。
“她目前的状况是讨厌考试、讨厌领导、情绪低落，表现为抑郁症状。”黄鹤说。
同样的困惑还发生在30岁的公务员张女士身上。张女士曾经流产，她归咎于紧张的工作和为考取公务员而参加的学习。“她来咨询的时候强调说，如果怀孕生孩子，目前的岗位或许就不是她的了。这种焦虑时常困惑着她。”黄鹤说。
黄鹤认为，有着“生”和“升”选择压力的高学历的女性比较多，她们自身素质高，相对工作压力大。“她们表现出的焦虑90％以上是因为未能如期有孩子造成的。”
高龄产妇有增多趋势
我国将初产年龄在35岁以上的孕妇称为高龄产妇。
在妇幼保健院工作的人士有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大龄和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大连市沙河口区妇幼保健院相关人士说，尽管每个月在此生产的高龄产妇数量在四五人之间徘徊，但不可否认在30－35岁之间的产妇数量占据了大部分。另外，40岁以上的产妇目前也已屡见不鲜了。
黄鹤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或无奈地选择高龄生产，是很多社会和家庭因素造成的。除了生育观念的改变外，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女性所面临的就业风险远远高于男性。
有关人士也分析，造成“大龄妈妈”越来越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丁克”家庭的“崩溃”，直接导致的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对“隐性失业”的担忧是职业女性生育的“瓶颈”；部分夫妻家庭刚成立的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等条件具备才敢生育，这时女方已经迈进了高龄产妇的行列。
隐性权益保护应重视
“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女性隐性权益的保护问题。”昨天，大连市妇联权益部负责人在分析该现象时说。
她说，大龄高知女性在工作上面临大的挑战，因为竞争比较激烈，主观上想有一个两全的选择，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她们去满足自己的意愿。她们多数是一肩挑着事业，一肩挑着家庭，但职场中存在的“隐性失业”或怀孕“失宠”现象，这的确给女性生育带来人为的精神负担。
除去客观原因，她认为女性应该正确处理好婚姻家庭、工作、生育之间的关系，她建议职业女性到了二十八九岁就应当做好生育计划。同时她希望处于困惑中的女性客观地面对社会生活，不要给自己作出类似的暗示，这和关注隐性权益保护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