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未报道教育部门调整专业的缘由，但从现实看，显然是为了应对当下愈演愈烈的就业难问题。确实，正如旅美学者薛涌称，当下中国大学里存在着许多“扯淡专业”，如管理、法学类，这些专业要求的分数高、收费贵不说，主要的是教育内容近乎垃圾，既不实用又束缚住了学科视野，更远离社会需求———是该对这些华而不实误人子弟的本科专业进行调整了。但笔者以为，调整专业设置的权力应分散地掌握在高校手中，教育部门的集中调整是一种越权，越权的调整只能在窒息高校自主办学的同时，加剧就业矛盾。
计划经济时代发生过许多类似的闹剧：乡长发现某段时间的苹果非常畅销，于是就下令全乡农民砍掉桃树统一种上苹果树，发现葡萄好卖钱就下令全部种上葡萄，结果必然扭曲了市场供需关系而让农民守着滞销的苹果欲哭无泪。市场的好处就在于尊重个体理性，鼓励个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分散地作出判断，从而达到一种均衡———因为毕业生最终都要直接面向市场，所以高校的专业设置也需要这种自主决策权。也正因为此，《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教育部取消了《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目录》范围内专业的审批规定，改为备案制，还在部分大学试行了专业自主权试点———显然，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地砍本科专业是对高校自主办学的一种伤害。
首先，教育部门根本承担不起“砍专业”引发的就业负担。自主办学下让高校自主设置专业，既是尊重教育规律，也是政府减轻自身负担之举———既然政府无能为每个大学毕业生分配一个工作，就把专业设置权留给高校吧，权利转移的同时责任也发生了转移：专业设置自主了，因此导致的就业矛盾就不能归咎于政府。而如今政府越权调整专业等于是把负担又往自己身上揽。然后，教育部门缺乏足够的“砍专业”理性，虽然当下中国高校对社会需求还不够敏感，但再不敏感，也比高高在上的教育行政部门要敏感得多，因为学生的就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利益和声誉，高校有利益动力对专业进行适应市场的调整，而教育部门就缺乏这种切身利益感，只能凭着权力感觉行事。
还有，很多专业出现就业难问题并不在专业本身而在于社会需求：比如名校崇拜，企业只看学校品牌而不看专业；比如学历崇拜，博士、硕士遍地走，再好的本科生也没人要———这种情况下，取消再多的本科专业也无济于就业。
不尊重高校自主权，越权地进行专业调整，只会像“统一种苹果”那样在扭曲供需关系中加剧就业矛盾，还会加剧“研究生教育本科化”趋势：比如取消本科管理专业，如果是高校自主取消，高校自身会消化取消专业所带来的问题；可如果是强制性地取消，试问，原有本科专业那些师资和资源如何安排？或是应付性地换个名称招生，或是干脆将研究生教育本科化，造成研究生教育质量制度性地大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