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争议大都集中在银行全面收费的“掠夺行为”，如按每张卡每年跨行查询12次简单估算，消费者每年要为此支付19.8亿元，以及由此折射银联“嫌贫爱富”的本能上。
不少民众疾呼：银行到底是为谁开的？更有人将希望寄期于黄细花和陈雪英两位人大代表身上，期待着听证会的到来，期待着舆论风暴能煞煞众银行的嚣张气焰。
然而在笔者看来，基于中国特殊的金融语境，银行收费听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是明显偏向银行的，只要银行认定、认可收费标准，就可以实施。另一方面，即使消费者与银联对簿公堂，也逃脱不了“凡听必收”的宿命。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站出来为民请愿的，为什么偏偏是黄细花和陈雪英？
毫无疑问，行政部门站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银联与四大银行是国企特性，本家之间怎么可能加以指责？普通民众站出来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不是没有人站出来，而是因为所有站出来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叫板银联注定无济于事。
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经济学者、专家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许是最有可能与银联“对着干”的，凭他们的“大家”身份与地位，一旦上了法庭，与银联分庭抗礼的场面必定显现。然而，他们同样再一次“集体失语”了。甚至连被称为“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的易宪容，这次也只是热衷于“请专家研究一个中立的方案，然后由金融监管机构对收费标准进行核算”。
站出来的，只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与执行力的民间人士——黄细花和陈雪英。由全国人大常委对银联收费进行听证的诉求内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事件本身带给我们的启蒙：当人们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受到侵扰且由于市场主体话语权的失衡而无能为力时，寻求解决的途径可以在绕开与“肇事方”及与其具有亲缘关系的行政部门的直接纠缠，而是在人大代表等核心人物的导引下向人大等机构提交请求，我习惯把这一作法称为“有法理依据的平民经济运动”。
“有法理依据”显然与情绪化或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间声音有所区别，而“平民运动”则是指行为主体的立场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有法理的平民运动往往比行政部门的直接管制更有效，因为后者的管制可能以权力寻租为代价，而前者因有人大代表等类型的平民精神与行动领袖和巨大民意力量的支持而能从心理预期上给银联等市场上的强势利益主体形成威慑力。一旦胜诉，便会作为公共事务决策的蓝本被将来的相关事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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